“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中心，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魂根”，从“立魂”“铸魂”“兴魂”“强魂”等全方位、多领域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活力和影响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回望习近平一路走来从地方到中央的从政经历，无不发现，这份“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荣使命感早已深深地镌刻在他的知与行当中。纵观学界，当前大多学者主要聚焦习近平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具体研究，如田克勤、郑永廷、韩震、董学文、胡惠林等国内学者，分别就习近平强调的文化自信、意识形态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文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内容展开研究。还有像张国祚、洪晓楠等不少学者对习近平文化建设重要思想和论述展开了一般性整体研究。也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观点、新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在担任县、市、省主要领导期间所萌发的理念和所积累的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凝练出来的，文化建设思想也不例外。因此，了解习近平从政之路上的诸多文化理念和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但是这种观点仅散见于诸多学者的文章当中，没有进行系统性梳理，本文基于习近平系列经典文本及报道素材的考察，深层次系统梳理和挖掘其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坚守的文化使命，弄清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思想的理论来源、发展脉络以及创新思路，为继续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有益经验。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魂根”：从强调“保护好文化遗产”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同时也是治国理政的思想源泉，是文化自信的底气来源。习近平自始至终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魂根”，担负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从强调“保护好文化遗产”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不断深入的前提下，在实践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中重生，在创新中升华。
在正定期间，习近平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树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历史上正定是曾与北京、保定并称为“北方三雄镇”的文化名城，文化遗存丰富，素以“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著称。但由于保护意识淡薄、年久失修，过去的“八大寺”只剩下大佛寺，“四塔”早已无人问津，城墙更是残败不堪，有许多墙砖被百姓拿回家修房子、垒猪圈、建厕所去了。面对这类情况，习近平指出：“我们对文物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为此，他积极组织修缮古塔古寺，并对正定的文物做了大规模的调查和保护工作，大力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正定人民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
在福建任职的十七年半时间里，习近平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正确处理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1992年，福州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城市建设，习近平在《福建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处理好城市建设中八个关系》，高屋建瓴地论述了在推进城市建设这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八大关系。其中着重论述了正确处理“古与今”的关系，即正确处理传统历史风貌保护与现代城市建设的关系。在不断的实践中，习近平逐渐形成了“古今兼容、短长兼顾、建章立制”的保护和发展的思路。“古今兼容”就是正确处理城市开发和文物保护的关系，强调在改革开放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应高度警惕“建设性毁坏”。为此，他大力劝阻林觉民故居的拆除，积极推动林则徐系列遗迹的保护与开发，组织修缮保护邓拓故居和冰心故居，等等，使福州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短长兼顾”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强调当经济发展与人文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人文环境因其不可替代性应首先加以保护。为此，在面对矿山开发与史前遗址保护的矛盾时，习近平果断叫停了矿山的开采，保护了号称“南方周口店”的史前遗址三明万寿岩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将福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建章立制”就是让文化传承有法可依。他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提出了“四个一”措施，即“一个局”“一个队”“一颗印”“一百万”，被福建文博界传为佳话（“四个一”：“一个局”，1995年6月成立的福州市文物管理局；“一个队”，1996年1月成立的福州市考古队；“一颗印”，从1992年开始，城建项目立项时需要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加盖市文管会（后改为市文物局）的印章；“一百万”，从1991年开始，文物修缮经费由市财政每年拨款一百万元，并逐年增加。），推动了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浙江的五年时间里，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大力开展“文化保护工程”，致力于在创新保护手段的同时，深入剖析浙江的历史传统、人文优势和文化基因，实现内容和主体的创新。搞保护不是“一动也不能动”，习近平强调保护要“与时俱进”要有“改革的思路、创新的意识”。（摘自2003年9月27日，习近平在考察杭州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时的讲话：我们强调保护，并不是对这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捂得严严实实的，一动也不能动，而是要在坚持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适度合理开发和建设，通过适度合理开发和建设来实现更好的保护。不能把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要坚持与时俱进，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意识，把保护与开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开拓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新路子，最终实现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正是在这样理念的影响下，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确立了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三大综合保护目标，创新了运河保护的手段，使得运河沿岸的传统文化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让大运河成为“文化之河”。“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在习近平的关怀指导下，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充分挖掘了许多西湖周边的历史文化景观，将杭州西湖的园、亭、寺、塔与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相结合，实现了西湖风景区历史文化内涵的创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倡导珍爱文化遗产的文明之风，增强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对兰溪市诸葛村落实施的保护模式让当地村民人人都是文保员，人人成为文保受益者，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创新。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续注重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底气来源，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要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在首都北京考察工作时再次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要求、重点任务等作了整体界定，就如何组织实施和采取哪些具体保障措施等问题作了全面部署。例如，要求在不断实践中建立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宣传、教育机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产生活和文艺创作机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交流传播机制，等等。此外，在具体实践中，要求各个文化企事业单位依托本单位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鼓励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文创产品、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国家宝藏》等高质量文化类综艺节目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二、以意识形态工作“立魂”从强调“树立强烈阵地意识”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意识形态决定着文化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习近平从地方到中央深刻认识到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用正确意识抢占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内容；针对各历史时期人们所面临的不同思想问题，始终坚持以意识形态工作“立魂”，从强调“树立强烈阵地意识”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抢占阵地的基础上，建设和管理阵地，逐渐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在正定期间，习近平面对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思想僵化”的主要思想问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政策舆论宣传抢占了意识形态阵地，使正定人民能够解放思想，更好地加入改革开放队伍中。一方面，习近平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如进行信念精神教育、政策教育、“三热爱”教育“三热爱”：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等。另一方面，在不断实践中高度重视通讯社工作，鼓励通讯社改革创新、实事求是，明确地提出了通讯报道要充分发挥造好舆论、搞好调研和总结经验三方面的作用。他在通讯社发表的《远来的和尚会念经》《“青中选优”》《正定翻身记》等一系列通讯文稿对正定的相关政策进行了有力的解释和宣传，得到了人民的普遍认可，受到了各级报纸的广泛关注。
在宁德时，受20世纪末东欧剧变及西方社会“和平演变”战策等影响，人们面临着“思想盲目”等主要思想问题。为消除人们对“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制”“怎样治理腐败”等关键性问题的疑虑和困惑。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果断认为既“不能抱残守缺、不思改革”，又“不能人云亦云、不加分辨”；强调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清楚分析当前形势，把握好新闻工作基点，带领宁德人民在风险和挑战中不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同时，还指明了新闻工作的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两大功能：一方面要加强新闻队伍建设，增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意识，正面宣传，弘扬社会正气；另一方面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优势，防止腐败，维护社会稳定。
在浙江主政期间，习近平针对新时期人们面临“思想分化”等主要思想问题，实施“文化阵地工程”和“文化传播工程”。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先进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使浙江作为排头兵引领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向前推进。他对浙江省社科联组织和社科工作者提出了“真情实意”四字要求，其中“真”即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情”即要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充满激情；“实”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意”就是要树立精品意识，真情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不断开辟舆论阵地，强调政治家办报，以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同时，他还以“之江”为笔名连载系列文章，及时准确地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党的声音，关心人民疾苦，提高新闻的质量和水平，牢牢掌握新闻舆论的主动权。
进入新时代，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暗流涌动的新挑战，习近平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加强理论武装、创新舆论传播、规范阵地管理。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摄地位，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仍面临着“失语”“失踪”“失声”的困境。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但高校仍存在着打着“学术自由”幌子，否定诋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行为。2016年12月7日至8日，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要“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进一步提出了“六个要”和“八个相统一”的要求，为我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指明了方向。新闻舆论工作处于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但是面对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求在坚持正面宣传基础上，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管好“两个舆论场”，尤其是要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但是党内仍存在“骑墙派”“看风派”，仍有人想做“开明绅士”，搞“爱惜羽毛”一套。针对这一情况，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总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一以贯之重视抢占阵地，强调用制度更好地建设和管理阵地，并将意识形态工作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全社会加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教育，使人民在思想与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神聚气共同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三、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兴魂”：从强调“文化惠民、文化经济”到“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相互促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已成为振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途径。习近平从政以来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创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大胆实践，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兴魂”，从强调“文化惠民，文化经济”到“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始终以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力量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把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改革开放初期，习近平在正定任职期间，前瞻性地认识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兴县，旅游兴县”的治理思路，并进行了大胆实践。在文化事业方面，建设“四有”公社文化站（“四有”公社文化站：即有专职干部、有活动场所、有经费、有活动项目的公社文化站。）和具备“两室”（“两场”“两队”的集镇文化中心“两室”、“两场”、“两队”：即图书室、游艺室；影剧场、体育场、文艺演出队、体育队。），大力恢复和建立俱乐部、青年民兵之家等一系列便民利民设施，推动了正定县文化事业工作深入发展，满足了正定人民切身文化需求。在文化产业方面突破重重难关兴建荣国府，争取《红楼梦》拍摄场地，扩建荣宁一条街，发展当地旅游业，不仅推动了正定社会经济发展，也满足了正定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促进了思想解放。
在福建期间，习近平创新性地提出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理念和制定了文化产业的保障机制。文化事业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持。为繁荣福州文化事业，1994年，习近平在福州文化系统干部职工座谈会上提出“要软、硬件一起抓，逐步改善文化事业单位条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习近平推动修建福州画院，将福州画院的“半边楼”变成完整的楼，促进了福州画家的崛起，蜚声八闽乃至华夏画坛；支持建设芳华剧院和桂芳桥，帮助芳华越剧团“涅槃重生”，重振辉煌。在文化产业方面，则是强调加强宏观调控，理顺管理机制，确保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在浙江期间，习近平敏锐地感受到了浙江文化的经济气息，大力实施“文化产业促进工程”。用“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明确界定了“文化经济”，强调“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并由此确立了从“文化大省”转变到“文化强省”和“文化浙江”的发展战略目标。通过发展浙江动漫产业、开发横店影视文化产业试验区、建设龙泉剑瓷产业等系列文化产业促进举措，不仅促进了浙江经济发展，而且增强了浙江人民的文化自信。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将“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在多个会议上强调并出台相关政策予以落实。在繁荣文化事业方面，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推动加快建设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201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动力，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创新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提供了制度保障。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76个，文化馆44464个，博物馆4918个基本实现了“县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在促进文化产业方面，为继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2017年4月12日，文化部着眼于文化产业发展新态势，出台了《“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对文化产业发展各方面提出新要求：如强调推动文化产业转型提质，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等，确定了到2020年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目标。截至2018年底，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8737亿元，与2012年相比对GDP增量的年平均贡献率提高了1.6%，其占GDP比重稳步上升，进一步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以文化交流开放“强魂”：从强调中华文化“走出去”到“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在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加强文化对外交流是提高一地区或一国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习近平在从政的实践中不断增强开放意识、利用开放优势、扩大开放政策，始终以文化交流开放“强魂”，做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从强调中华文化“走出去”，到“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促进了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而且使中华文化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实现创新发展，提高了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在正定期间，习近平以开放意识促进当地文化对外交流。改革开放初期，地处内陆县城的正定普通百姓对“开放”一词仍十分陌生，但开放“种子”早已在习近平心中萌发。“姊妹州省互访”成为对外交流开始的良好契机，1985年，他率石家庄市玉米考察队访问美国农业大州艾奥瓦州，在学习当地农业技术的同时，也加强双方各方面尤其是文化上的交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次交往中，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无形地拉近了两国两地人民的距离，促进了两国两地的文化交流。
在福建期间，习近平充分挖掘福建的开放优势，打造福建文化交流名片。福州地处沿海，与港澳台相邻，习近平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优势推动福建文化“走出去”，利用地理优势与港澳台交流交往，在开拓经济合作新领域的同时，通过文化交流让两岸各地血肉相连；福建是著名的侨乡，习近平强调要用心打好“侨牌”，他多次率代表团出访东南亚，在异邦他乡开展经贸活动和科技、文化交流，为海外华人华侨传递乡情，并与之建立深厚的友谊。同时，福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习近平积极组织相关文化活动，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拉近与世界的距离，促进文化的交流互鉴。积极推动福州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与欧、美、日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进行文化交流，互学互鉴、合作共赢。
在浙江期间，习近平用开放政策提高当地文化影响力。2005年，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体会议上针对浙江文化与世界发展趋势不相适应问题，习近平完整地阐述了文化开放理念，强调充分发挥浙江人文优势、地理优势、人缘优势以及“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加强浙江与兄弟省市区、港澳台地区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践行“把浙江推向世界，把中国的文化展现给世界各国”这一“走出去”战略，推进缔结国际友好地区、友好城市文化交流活动。2004年至2005年，习近平在与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建立友好交流关系基础上，开展“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使中法文化充分交流融合。经不断推广和有计划地开展，“浙江文化周”已经成为浙派文化“走出去”的金字招牌，提高了浙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促进了“文化浙江”名片的建设。
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理性认识也逐渐加深，但仍然存在着“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等论调。习近平正确研判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积极把握文化发展机遇，努力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既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身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又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地回答了讲中国故事要“讲什么”“怎么讲”的问题。讲中国故事就是“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通过“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说服人、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应该自觉担负起“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让全世界听得到、听得清、听得懂中国故事。
五、结论
综上可见，习近平从地方到中央的从政路上围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个文化使命，始终“不忘本来”，坚持自觉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魂根”；始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定社会主义文化正确发展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创作出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优秀作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铸魂”；始终注重激发文化发展动力，因地制宜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魂”；始终坚持文化对外交流开放，不断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深入挖掘和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魂”。
然而，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现状与文化强国建设目标还有不小差距，尤其是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文艺质量水平，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还面临着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矛盾。需要我们广泛吸收借鉴以及大力弘扬习近平从地方到中央的文化建设思想及其重要实践经验，自觉肩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在历史与现实之维，注重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时代性，继续坚守“中国风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魂根”，同时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独特魅力。在理论与实践之维，坚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政治性和人民性，以意识形态工作“立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用社会主义文艺“铸魂”，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不断阐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在中国与世界之维，凸显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开放性，以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兴魂”，使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相互促进；以扩大文化对外交流开放“强魂”，不断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为世界提出文化建设的“中国方案”，始终坚定“中国气派”的文化发展道路和主体性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