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一次被推到历史的台前。马克思赞同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一个主张，即“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我国清代三百年学术思潮的“以复古为解放”，都是这样的“复活”。历史表明，传统的“复活”都是负载着时代使命的。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起，同样并非“药方只贩古时丹”，而是肩负着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与传统“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这一表述异曲同工的，是我国哲学史家冯友兰提出的“旧邦新命”的命题。他解释说，所谓“旧邦”就是祖国，就是中华民族;所谓“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就是既要以之保持“旧邦”(即中华民族)的“同一性和个性”;同时又要以之促进实现新时代的变革与发展，即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旧邦新命”意味着“新旧接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
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在“新命”中树“旧邦”，在“旧邦”中立“新命”：一方面，文化新的变革与发展确证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也规定着文化新的变革与发展。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这一高级形式下的“复活”。这个“复活”如果用我们的文化方针来表述，就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显然，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旧邦新命”的历史使命，正是我们的文化方针所要求的。
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中华民族的“基因”“文化血脉”“精神命脉”和“独特的精神标识”的高度，就是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特殊价值。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能否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在“西化”思潮不断激荡的中国大地上，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有其格外重要的意义：确立并坚守中华民族立场，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在道德价值构建方面，我们不能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在文艺创作上，我们要反对“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反对搞“去中国化”;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不能把西方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并以之任意剪裁中国的现实。我们的人民必须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优良道德价值，坚定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独立性。可以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重要根基。确保文化安全、重树中华民族独立性、提高中华文明辨识度，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根本性意义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