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一极就是强化公民道德建设的作用。而公民道德建设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伦理条件，其基本规范就体现在国家认同。在我们看来，全球文化语境中的国家认同体系建构的精神内核在于公民道德建设，同时又受制于制度、文化、历史等因素，二者共同促成了全球语境中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经济全球化时代，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准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精神观念等概念判断，国民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乃至文化积淀、道德方式的尺度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可以说，完善公民道德建设，建构起与全球意识和而不同的文化体系，成为当下实现国家认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当代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中，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发展呈现出多样化进路。然而，公民道德的理论与实践仍具有极强的规范价值和意义。
从实践层面而言，早在2001年，我国发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从社会道德建设角度提出了“公民道德”的概念，标志着公民道德的概念从意识层面走向实践层面。尽管公民道德具有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双重属性，它的基础在于公民道德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广义社会道德层面，也即它规定的是国家与公民在责任与义务关系层面的利益关系、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公民道德内涵可以从身份道德和认同道德两方面理解。其中，前者是公民权利的实现基础，后者是公民对于身处于其间的国家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公民道德精神越强大，其对于国家与文化的认同感就越强烈。从理论层面来说，公民道德作为构建国家与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公民身份认同理性确认的自主选择。国家与文化认同包含着多维理解的理论范式，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文化认同既体现了公民对于国家历史的内心忠诚，也体现了人类对于国家发展的追求，彰显出公民理性建构的目标选择。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文化现实，就必须以全球视野重新审视公民的身份认同进路，积极搭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共生的认同体系，这样才能够真正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倡导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主体多重角色、多重关系的现状增加了公民自身价值观念与国家、文化认同建构的复杂性。毋宁说，主体差异性并没有改变人类自身对于相应制度、结构或者文化体系的天然融合感。公民道德在国家与文化认同中必然借助于制度、文化和社会历史，通过内与外的双重逻辑，凝聚起国家软实力的基本框架。
首先，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制度约束了公民的身份，决定了信息流通以及个体与集体行动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我国各项制度的集大成者，为公民道德体系建构和国家文化认同提供了制度保障。尽管公民社会理论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自我组织、教育与管理，对于国家而言即便要退出微观领域的管理，也要强化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公民道德主体权利的保障实现社会道德进化机制。一是健全主体道德意志自由制度。多元文化交织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下，公民作为社会与道德的双重主体，要能够对道德问题提出自己见解并表达出来，这样有利于政府宏观层面把握社会与公民的道德动向，强化道德调控力度。二是完善道德评价制度。道德评价是公民个体意志转化为社会意志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评价多由社会舆论形式出现，公民自身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感较为低效。现代社会中的舆论监督却必须在与国家权力或者社会力量的结合中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作用。由此，道德评价制度化能够促进公民道德选择社会化，进而实现交互表达基础上的道德秩序重建，这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
其次，完善文化自觉的价值取向。道德建设与文化建设和谐共生，道德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公民道德实现自觉与自信必然要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语境中进行。反之，道德自觉提升了文化自觉，是国家认同得以维系的强大动力。为此，既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深入挖掘公民道德培养的文化根基，接续传统道德教化的先进理念，塑造全球视野的中国精神主体，也要牢牢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涵与实质，凝聚起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积极营造系统的道德文化环境，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自觉建构起国家认同体系的动力源泉。
最后，强化历史与理性的视界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国家治理”从一个理论命题变成实践课题，体现了社会发展与改革实践的同步。与此同时，相对于社会而言，国家治理更多的是外在制度，其良性发展需要良好素质的公民来维系，将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中便于发挥公民道德与美德风范。反之，公民自我管理性增强、道德提升又极大减少了国家治理范围，节约了执政成本，符合并遵循了中国改革回归社会主导的逻辑。基于上述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体系建构在继承并发扬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时，强化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作用，通过公民道德精神的塑造与引导，不断提振我国参与全球交流与竞争的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