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展形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我们知道，文化软实力提升离不开文化的传播力和辐射力的扩大，而传播力和辐射力扩大的关键在于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这使得国际传播能力成为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有效工具。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一环，国际传播能力承担着文化资源转化的“战略枢纽”功能，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内容建设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传播内容之所以受到世界瞩目，是因为其传播的内容不仅是信息，还包含了文化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及其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因而国际传播内容建设应该注重分类筛选，寻找有说服力的国际传播内容。有说服力的国际传播内容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键。当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内容生产主要包括全球文化供给和价值共振，全球文化供给主要指供给有吸引力的思想文化和流行文化，价值共振主要指供给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具有吸引力的全球文化和有说服力的价值观能得到更好的传播，能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振。对文化软实力而言，文化资源是它的基础，但并非所有文化都能转化为软实力，只有那些拥有实际生存创造力的文化才构成文化软实力。可见，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键和核心在于文化内容的生产与创新，即文化内容一定是具有说服力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内容生产直接耦合了文化软实力的内容生产与创新，从而为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内容选项。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应尤为突出文化内容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文化软实力。

研究文化软实力避免不了讨论传播渠道的问题，文化资源的软实力转化需要渠道支撑。文化软实力源于文化资源，通过各种渠道传播，从而形塑受众的文化认同，进而产生文化实践，实现吸引、感召和影响。正如约瑟夫·奈指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不仅依赖于文化和理念的普适性，还依赖于一国拥有的传播渠道，因为它能够对如何解释问题拥有影响力。特别是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传播能力。可见，文化的被接受程度与传播渠道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

当前，世界各国正面临着渠道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以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为借口，封锁其国际传播渠道，遏制其它国家软实力崛起。可以说，在国际舆论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渠道建设已经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正好契合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渠道需要。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就其要素而言，渠道是核心，良好的传播渠道建设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标志，有助于打破国际传播的渠道挑战，保障国际传播的正常进行。国际传播能力是进行全球沟通的能力，沟通能力可以通过选择最合适的渠道和有效的渠道来实现。当前国际传播的渠道建设，正在拓展传统的传播渠道，积极探索非传统的传播渠道，综合利用可视化、智能化的传播产品和海外社交平台渠道，为文化资源的文化软实力转化提供可供选择的渠道。因而，文化软实力提升离不开国际传播渠道的支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文化软实力提升提供了渠道支撑。

平台一边连接着产品，一边连接着用户，是产品到用户的中间环节，是国际传播的中枢环节，也是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在当前全球信息时代，伴随着技术进步，国际传播正呈现出平台化的新特点——从单个内容“走出去”转变为传播平台“走出去”，国际传播正在进入依赖传播平台运行的平台化时代。平台化时代国际传播成功与否的核心就是在于对传播平台的掌控，不管是对传统文化传播延伸出去的传统文化平台，还是对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数字平台的统筹协调，亦或是对全球其他国家传播平台的有效协作，都将成为决定文化内容传播到达率、接受度和影响力关键因素。

当前，平台成为新的战略意识，用户思维或者说“信息找人”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新的增长点，同时也为表达、争论和传播价值观提供了重要场所。然而当前的国际传播平台处于被垄断和被对立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垄断传播平台，凭借政治话语优势塑造所谓“敌对”传播平台，导致其他国家文化传播处于无平台可用的境地。平台建设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打破西方的平台垄断和平台对立提供了重要途径，为文化价值观的表达、争论和传播提供了重要场所。可见，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国际传播的平台支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文化软实力提升提供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