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又称“京杭大运河文化”,但不同于“运河文化”。因为运河文化,可泛指世界范围内的人工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大运河自开凿以来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运河流域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囊括了中国若干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国家因素,又创造出大运河流域多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非国家因素。一言以蔽之:大运河文化,是以黄河流域文化为核心,与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共同融合出的独特的江河文化,并紧密与中原文化相承。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第二条黄金水道(张友茂说)”, 由人工河道、部分河流、湖泊共同组成运河文化区域---分七块:燕赵通惠文化区、北运河文化区、南运河文化区、齐鲁运河文化、中运河文化区、里运河文化区、江南运河文化区(秦始皇在嘉兴境内开凿的一条重要河道,奠定以后江南运河走向)。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
大运河文化,上承春秋周敬王三十四年,下至清宣统末年,续以当代公元两千之初。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以物态文化创造出的流动的历史。因此大运河文化史---时间至少有2400多年,比中国的封建王朝还要长,跨越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四种社会形态。而长城则是凝固的历史。“大运河和长城在遗产名录上应该是姊妹篇”刘枫说;“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与长城媲美。”专家郑孝燮和罗哲文说。大运河与万里长城,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一大批水利专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创造。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开凿于春秋-吴王夫差开凿的从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沟,完成于隋,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疏通于明清,距今已2400多年的历史。清中叶后,南北海运兴起,津浦铁路通车,加之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水源不足,河道淤浅,南北断航,大运河作用逐渐缩小。
大运河文化,是“运河城市群域性文化”,是综合性质的,中国古代农业创造出来的城市群文化。大运河的开凿出了一个新的大环境,把若干小的割据的自然环境贯通成为一个体系,转化成人文环境。其中包括:新自然环境、新生态环境、新生产环境、新文化、新物流环境等等,形成了著名的发达的“运河社会区域经济”。如:古代“南粮北运”、“盐运”通道、现在的“北煤南运”干线、当代防洪灌溉干流。 具体原因如下:(1)隋唐后,运河导致南北方农业技术交流、作物品种改良,农业经济的“商品化流通”覆盖了运河流域和流域之外的最广大的中国村庄。(2)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运河区域,苏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直接刺激“运河商业城市群”兴起: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工商、客商、货商、易商,集散着商品---在这个线形的城市带上。隋唐:长安、洛阳;北宋:开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乃国之枢纽也。运河经济是“形”,运河文化是“神”,形神并备,相互交融,推进运河的魂。
大运河文化,“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潘承祥语)”。大运河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高级文化,包括建筑、文学等;大众文化,指沿途习俗、仪式、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等;深层文化,指价值观取向,即黄河文化延伸出来的那种民族精神,早已渗透在大运河文化深处。那么,大运河文化作为一种活化石文化,其精必然把大运河精神回归成一种活化石。因为她与中华民族精神同根同脉。运河高级文化,是没落的封建时代的产物,而运河大众文化却植根于运河深层文化里。运河深层文化概念,则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依旧存活运河民间、运河文化遗址、理想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人文环境之中:
(1)大运河为历代皇朝最重要的区域---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驾驭南北,政局总揽全国,维系中央集权。隋唐政权北移,到元明清,大分裂始终未出现,证明了大运河文化的同化作用,是存在的。大运河文化,作为历代各个地域相互关系的整体而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
(2)大运河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相互推动作用。大运河文化具有包容性、统一性、扩散性、开放性、凝聚性、向心性。大运河在沟通物质交换的同时,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以黄河文明为中心,同化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差别。由此,把东南文化、岭南文化、江南文化、齐鲁文化、中土文化、江淮文化、黄河文化、燕北文化、西部文化等等几乎全部,错综融会在中国传统思想悠久的时空里。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与其周遍文化,始终以: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为文化中。换言之,大运河文化脱离不开其母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一统文化。
(3)大运河文化,是“中国漕运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张友茂语)”。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漕运机构,使大运河文化成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在古代政治和经济是有深刻反映的。运河生产力促进了运河文化的繁荣,但运河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并与那个时代的民族矛盾与其相适应。比如:元代,是蒙古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其不善农耕,便漕运江南之米以运河。再如,北宋灭亡,金进攻南宋,就以运河漕渡粮草南来。无论怎样,大运河文化,总随着封建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大运河文化始终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历史继承性。因为运河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其上层建筑发展的连续性。
(4)大运河文化,各个时代与中华各民族是共有的概念、价值观体系。大运河文化与哪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没有那个时代的社会就不会有大运河文化。在大运河文化所包容的同一社会内部,文化呈现多元,具有不一致性,“也存在着‘亚文化差异’,才是大运河文化发生的原动力之一(金学孟语)”。例如:京杭大运河两岸上的宗教文化景观,是元朝修建的,因为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运河文化,就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运河文化的象征基础---最重要的是共同的汉族语言文字,包含图像图腾、生活习惯、礼仪风尚等象征符号体系。所以,大运河文化的实质意义,是国学和汉学等社会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大运河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向外传播的窗口,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大运河文化,属于独一无二的“活”的文化遗产,跳出“点”的概念,以层络划分之---包括大运河物质文化和大运河非物质文化(文学、地理学、水利学、艺术学、历史学、制度学、政治学,民俗学、民族学、衣食住行、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等)。物质文化是指在开凿大运河过程之中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大运河非物质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大运河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古代信息,对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民族等等领域,是一部《大运河百科全书》;对研究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文化态度、审美价值等传统文化概念,是一部“运河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新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文化特点归结“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总之,大运河文化,是大运河遗址文化蓄藏着的活化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