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分布着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诞生了《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从黄河流域灿烂的新石器文化,到“邦国”文明的诞生,到作为文化基因的正统观和“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到礼乐文明与理性人文基因的养成,再到“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这五个方面充分展示了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黄河文化,或称“黄土文化”,概指产生发展于黄河流域的一种地域性文化。黄河文化存在的空间,可包括黄河流域的全部地区,即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区。从自然条件看,这一地区正处于中纬度,属于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又由于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及其冲积作用,形成了肥沃厚重的黄土层;加之大河提供的可资开发利用的水利资源,使黄河流域具有理想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古代中国最发达的农业经济区。这是黄河文化存在的最基本的自然地理条件。但由于黄河流经地区的广阔和地理环境的复杂,先后跨越了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北部草原的河套地区、中下游平原和滨海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必然使黄河文化在这种特殊空间条件下形成为一种内容极其丰富、同中有异的文化系统。从黄河文化存在的时间看,可谓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独具特征的地域文化形态,其产生的时限当在新石器时代,其典型特征随原始农业的产生而形成,我们可以从仰韶文化中看到黄河文化最初的形态。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中,黄河文化是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尽管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多元的,黄河流域并非中华古代文明的唯一摇篮;而且事实也表明,自唐中期之后,黄河流域逐渐失却了其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但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发展中,黄河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正如尼罗河之于古埃及,两河之于古巴比伦,印度河、恒河之于古印度,黄河是中华古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在中国古代文明的长期发展中,黄河文化不仅以其高度发达的文明长期居于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成为当时多元文化的凝聚中心和中华古文明当之无愧的代表,并且不断地给予周围的多元文化以深刻的影响,最终以自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中华文明。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从多元走向一体化的过程,有人把它称之为“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华“多元一体”的古代文化,其发展不可能是平行的、相互独立的,必然有一种文化处于这种多元文化系统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由于它的发展,带动制约了其它文化的发展;同时作为一种主体文化,不断吸收其它文化的优点和长处来丰富充实自己,最终以一种文化为主,融汇其他各种文化,构筑一个一体化的文化体系。黄河文化在中国古代多元一体化的文化发展中,正扮演了这种角色。其主体地位和领导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黄河文化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一是其先进性,这是由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早熟性和发达性决定的。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农业经济丰富复杂的内涵,对较为低级简单的草原游牧文化和较为粗放的长江流域的稻鱼文化有着明显的优势。其二是其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与外部世界处于一种相对隔离和半隔离的状态,而黄河流域恰恰位于这个地理单元的中间地带,介于草原和长江流域之间。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黄河文化特殊的历史作用:不断接受融合北方的游牧文化,并持续向南方输出自己的文明。这种北受南进,一进一出,带动了中国古代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北方游牧文化的南下不是偶然的,由于游牧文化的单一性经营,决定了它对外部交换的需要,也就是说游牧文化对农业文化有一种先天的依赖性。北方牧民们对铁器、布帛、粮食的需求,都要仰仗黄河流域。正是这些基本的经济特点,造成了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重复发生的对黄河流域的向心运动。北方表面上咄咄逼人的军事入侵,掩盖着的不过是孜孜以求的经济渴望。这种依赖型的文化,在与黄河文化的较量中被同化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黄河文化不断地南下,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北方的入侵压力。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致相同的经济生活和自然条件,以及武力对比上的优势,推动了黄河文化对南方地区的持续灌输。其三是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政治大一统的传统。这种传统既是草原、黄河和长江三大文化不断一体化的产物,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三种文化的相互联系。由于黄河文化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必然使其高踞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其四是其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本身就是由多种文化熔铸而成的黄河文化往往表现出一种宽容大度的气质,这是成为中华主体文化的基本素质之一。宽容大度的吸收,慷慨无私的输出,这是黄河文化的基本品格。
黄河文化的先进性、正统性、包容性及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凝聚和幅射作用,造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由多元文化不断走向大融合的历史趋势。黄河文化的先进性、正统性和包容性,造就了非凡的同化力,使之在与多元文化的交往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使进入这一地区的各种文化很快被融合、同化。如元初许衡对忽必烈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即。史册具载,昭然可考。”黄河文化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又成为南北多元文化的荟萃交流要冲之地,使它能够在吸收汇合多元文化的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黄河文化和多元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由于长期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黄河文化和其它多元文化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以至最后发展到政治上“胡汉越夷共一家”,血缘上“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农牧渔业并举,习俗上“相忘相化,而亦不易而别”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局面。这种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文化系统,既有其主体特征,又有广泛的代表性,最终造成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至今仍是我们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支柱。今天我们研究黄河文化,就是要摈弃糟粕,扬其精华,在对外开放中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我为主,吸收先进外来文化,从而达到振兴中华之目的,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根源性、灵魂性、包容性、忠诚性、原创性、可持续性特质,这些特质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全面认识和把握这些特征,有利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保护生态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保护、传承、弘扬和创新黄河文化方面要谋划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系统打造代表黄河文化六大特征的典型地标,以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相结合的形式认真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以具体行动激励全社会坚定文化自信,以更好的包容性合作奏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谱写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